廉公调查网10月8日综合报道叶律师 公共权力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，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，其正当性根植于“人民主权”这一根本原则。作为公共权力的合法行使者，无论是各级领导干部、公职人员，还是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机构人员。他们不仅是制度运行的执行者，更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。其职责在于统筹资源、调节利益、服务民生、维护秩序，始终以公共利益为最高追求。然而，当个别本应“为民用权”的执权者，将权力视为个人或小团体的私有资源，肆意滥用、以权谋私，不仅严重背离了初心使命，更构成了对国家法治、社会道德与公众信任的多重践踏，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沉疴积弊。

这种将权力工具化、私有化的行为，绝非简单的“工作失误”或“道德瑕疵”，而是一种系统性风险的体现。其表现形式多样：有的利用职务之便，在项目审批、资金拨付、人事任免中搞“暗箱操作”，进行权钱交易；有的通过“裙带关系”任人唯亲，形成利益输送的“小圈子”；有的借“政策执行”之名，行“选择性执法”之实，为特定对象开绿灯；更有甚者，利用信息不对称和监管漏洞，搞“影子公司”“期权腐败”，实现权力的长期变现。这些行为看似隐蔽，实则危害深远。

从本质上看，权力滥用是权力观、政绩观与价值观的全面扭曲。它源于理想信念的动摇，是“官本位”思想作祟，将“当官”等同于“掌权”，将“掌权”等同于“获利”。在这些人眼中，权力不再是责任，而是资本；不再是服务的手段，而是控制与索取的工具。这种异化，不仅违背了“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”的根本宗旨，也严重冲击了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法治原则，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，加剧了社会不公，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与合法性基础。

其危害具有多维性与长期性：

1.损害社会公平正义：当权力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，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便难以保障，机会不均、资源错配现象加剧，社会阶层固化风险上升，民众对制度的信任将逐步瓦解。

2.侵蚀政府公信力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，建立在权力公正运行的基础之上。一旦出现“有权任性”“以权压法”的案例，哪怕是个案，也可能通过舆论放大，引发“塔西佗陷阱”效应，导致政策执行阻力加大，社会治理成本上升。

3.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：现代治理强调透明、责任、参与与法治。权力滥用恰恰与这些核心价值背道而驰，造成决策扭曲、执行偏差、监督失效，使制度优势难以转化为治理效能。

4.滋生系统性腐败风险：个别权力滥用行为若得不到有效遏制，容易形成“破窗效应”，诱发更多人效仿，进而演变为系统性、塌方式腐败，严重威胁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。

因此，遏制权力滥用，必须构建“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”的长效机制，并明确具体实施路径，确保制度落地见效：

一、制度约束：细化权力运行流程，实现“不能腐”

推行“权力清单+责任清单+负面清单”三单管理：在各级政府部门全面梳理职权事项，明确每项权力的法律依据、办理流程、裁量标准和责任主体。例如，在行政审批领域，明确“哪些事项必须审批”“审批时限为几天”“需提交哪些材料”，杜绝“模糊操作”和“人为设卡”。

实施“关键岗位权力制衡机制”：对财政审批、工程招标、人事任免等高风险岗位，实行“分权制衡”制度。如重大资金支出实行“经办—审核—审批—审计”四分离；重大项目决策实行“专家评审+集体讨论+公开公示”程序，避免“一言堂”。

建立“权力运行留痕系统”：依托政务协同平台，对所有权力事项的办理过程进行电子留痕，实现“可追溯、可倒查”。例如，某市在政府采购系统中嵌入“操作日志自动记录”功能，任何修改、审批、退回行为均生成时间戳和操作人信息，有效防止暗箱操作。

二、监督体系：构建多维联动机制，确保“监督有力”

强化“上级监督+同级监督+下级监督”三级联动：上级部门定期开展“飞行检查”和“交叉审计”，同级纪检机构列席重要会议，对“三重一大”事项进行全过程监督。建立基层信息员制度，鼓励一线工作人员反映异常情况。

推动“群众监督制度化”：在基层单位设立“群众监督岗”，开通“扫码举报”平台，对实名举报线索48小时内响应并反馈处理进展。例如，某县在乡镇便民服务中心设置“监督二维码”，群众可对服务态度、办理效率进行评价和投诉，数据直通县纪委监委。

深化“大数据监督应用”：建设“权力运行风险预警平台”，整合财政、税务、社保、不动产等数据，设定异常交易、关联交易、频繁审批等预警模型。如某省通过数据比对，发现某干部亲属名下企业频繁中标政府项目，及时介入调查，查实利益输送问题。

三、惩处问责：严格执纪执法，形成“不敢腐”震慑

落实“一案双查”制度化：对发生严重权力滥用案件的单位，既追究直接责任人责任，也倒查分管领导、主要领导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。例如，某市住建局发生系列腐败案后，不仅处理涉事人员，还对分管副局长进行诫勉谈话，对党组书记进行通报批评。

建立“典型案例公开通报机制”：每季度发布《权力滥用典型案例通报》，通过内部文件、政务网站、警示教育大会等形式公开曝光，做到“查处一案、警示一片”。对典型案件开展“以案促改”专题民主生活会，推动制度完善。

加强与司法机关协同：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建立“线索双向移送”机制，对涉嫌职务犯罪的，依法及时移送，确保纪法衔接顺畅，提升查处效率。

四、思想教育：分层分类施教，筑牢“不想腐”堤坝

开展“分层分类廉政教育”：对新入职公务员，开展“廉洁第一课”培训，签订《廉洁从政承诺书》；对领导干部，每年组织一次“廉政风险专题研修班”，学习典型案例与权力边界；对重点岗位人员，定期开展“廉政谈话”和“风险提醒”。

建设“沉浸式警示教育基地”：利用监狱、看守所、廉政教育馆等场所，组织干部观看服刑人员现身说法、参观监区生活，增强震慑力。例如，某省每年组织厅级干部赴监狱接受警示教育，反响强烈。

推动“廉洁家风建设”：向干部家属发放《助廉倡议书》，举办“家庭助廉座谈会”，将家风建设纳入干部考核内容，防止“枕边风”成为腐败温床。

五、文化培育：营造清廉生态，推动长效治理

开展“清廉单位”创建活动：制定《清廉机关建设评价标准》，从制度建设、权力运行、监督机制、廉洁文化等方面进行量化评分，结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。

推广“阳光政务”实践：在社区、村居设立“权力运行公示栏”，定期公开惠民资金、项目进展、政策落实情况，接受群众评议。

鼓励媒体监督与社会参与：支持主流媒体开设“政务监督”栏目，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行跟踪报道。引入第三方机构对政府服务效能进行独立评估，提升治理透明度。

公共权力，重如千钧。它既是一种职责，更是一种信任的托付。唯有始终怀有敬畏之心，严守权力边界，坚持依法用权、公正用权、廉洁用权，才能不负人民重托，不负时代使命。对权力滥用的零容忍，是对公共利益最坚定的守护，也是对国家长治久安最根本的保障。唯有通过制度化、精细化、可操作的实施路径，将“纸面规定”转化为“实际行动”，方能在新时代的征程上，建设一个更加公平、正义、廉洁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，推动社会持续向善向好发展。

【审稿：阿渊】